2011—2019猪场记事

　　被逼迁的猪场：2011年也是一个特殊的年头。

　　2011年6月17日数据显示，全国出栏肉猪均价达18.54元/公斤，2010年同期为9.57元/公斤，同比涨幅达93.73%，猪肉价达28元/公斤,去年同期15.21元/公斤，同比涨84.09%。

　　频频上涨的猪价，使众多的养殖场户收益不少。不过可惜，位于广东省某县的种猪场从2004年建成后，频频因为土地和环保“问题”被当地政府强征高额税费。2006年5月，县国土资源局指控其未经批准占用土地，罚金48万元;同年5月和9月，县两次下发纳税通知，要求缴纳耕地占用税和契税合计268万余元;2007年10月，镇领导口头通知要求企业停产;2008年1月，县环保局下发“限期整治通知书”……

　　事实上，这并不是一场普通的养猪场，而是一家种猪场，也是原农业部确定的全国24家种猪核心育种场之一，是国家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在业内有着响亮的名号。

　　就在不久前，还获得2010年由中国畜牧业协会评选的全国百强种猪优秀企业称号，承担着原种猪育种推广、猪肉储备和为世界性运动会提供猪肉产品的重大任务。其从选址建设到环保排污都严格符合标准。

　　但就是这样一家从技术到装备在行业类都属于领先的种猪场，从设立之日起，在当地就始终处于很尴尬的生存境地，乃至最终面临着被逼迁关停的命运。

　　这件事情当时对于行业内的震动是非常大的。记者采访时，中国畜牧业协会一位常务副会长说：“如果这样一个猪场尚且被关闭，那全国大部分的猪场都将面临巨大的生存危机，对我国的养猪行业将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

　　十年前的禁猪令，这并不是一个特例。

　　记者去采访的两个月前，位于山东某地同样是全国24家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之一的某原种猪场场区前的公共泄洪渠道被人为填堵，造成育种基地的办公楼、生产区及警卫室等均在大雨后被淹没，部分原种猪死亡，上千万元的进口设备被淹损毁。

　　就在记者采访一个月后，前述公司位于广东省又一市的养猪场被当地环保部门开出30万元的罚单。

　　近两年，大家对于一些地方以环保之名将养猪场“一关了之”、“一禁了之”印象深刻，但其实早在十年前，有关养猪行业的环保禁入门槛就已经比比皆是。尤其是在沿海发达地区，这一现象更为明显。

　　2007年，广东省东莞市下达“禁猪令”，从2009年1月1日起，全市范围内停止所有生猪养殖活动，养猪场“发现一个、清理一个、查处一个”。

　　2009年9月，福建省沙县以沙县流域水环境畜禽养殖业污染专项整治为由，对区域内几十所养猪场进行强制拆除，不给安置新的搬迁地点，只给最高每平方米170元的补助，养猪户生活陷入困境。

　　2011年编制完成的《深圳市人居环境保护与建设“十二五”规划》(报审稿)显示，2012年前关停深圳河、观澜河、龙岗河、坪山河等重点流域内的畜禽禁养区域内的所有养殖场。2015年前，全面清退区域内的畜禽养殖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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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加强环保要求，本就是发展的题中之意。但是，纵观各地诸多因“禁猪令”受到冲击的，不仅有散养户，更不乏一些严格排污标准、环保要求的规模化养猪场。

　　养猪场主们往往有口难言，“很多地方以污染为名强拆猪场，并没有出具权威的检测证明;有的地区虽然有证明，但是适用的标准明显有误，对企业并不公平。”

　　对此，中央政策和相关部门的规定，是有清楚的要求和说明的。

　　2007年，国土资源部和农业部联合下发的《关于促进规模化畜禽养殖有关用地政策通知》规定，各地在土地整理和新农村建设中，可以充分考虑规模化畜禽养殖的需要，预留用地空间，提供用地条件。任何地方不得以新农村建设或整治环境为由禁止和限制规模化畜禽养殖。

　　2017年下发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意见》，也明确提出三点原则：一是不该禁养的不能禁。要科学划定禁养区，防止盲目扩大禁养范围。二是该禁的要坚决禁，但要给予合理补偿。三是支持养殖场户转型升级，实现绿色发展。

　　就在不久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吉炳轩审议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修订草案时，也指出：“去年一些地方为应付环保检查，把农民家里的猪圈、鸡舍、羊棚全拆了，农民意见很大，认为这是胡来，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办法。不让农民养猪、养鸡、养羊怎么能行呢?应在粪便的处理上想办法，而不是毁掉鸡舍、扒了猪圈。”

　　可见，中央的精神和要求从来都是一以贯之的：统筹兼顾、有序推进;奖惩并举、疏堵结合。正确处理好环境保护和产业发展的关系，而不是简单地“一禁了之”。

　　不受待见的养猪业，可是，在实践中，这依然阻止不了养猪业成为“最不受欢迎的产业”。

　　囿于对养猪业的传统认识，人们潜意识中一直把养猪产业与脏乱差划等号。随着工业化推进，养猪场常被迫给工业项目让地，甚至有的工业项目污染更为严重，但猪场也要搬迁。

　　近年来，随着生态环境保护力度的提升，国家相关行业主管部门也不断加大对于标准化养猪场的扶持力度，通过政策和资金的支持，引导养殖场户发展种养循环、提升粪污资源化利用的能力，以实现生产和环境的协调发展。但即使是现代化的养猪场也摆脱不了“厌恶型”产业的名头。

　　养猪场为什么这么不受待见呢?环保压力或者只是其中之一。“根源是因为养猪业不能带来税收，无法创造政绩”。一位养猪场的负责人这样说。

　　按照《企业所得税法》的相关规定，养猪场属于免税企业，这样就对当地财政没有直接贡献;其次，养猪业也不属于劳动密集型企业，不能为当地解决富余劳动力;另外，国家给予养猪企业补贴，地方还要承担配套的任务，还得拿钱出来;当地一旦发生严重的动物疫情和食品安全事件，地方政府要承担责任。加之养殖业难免带来环保压力，地方政府不欢迎也就不足为奇。

　　山东省某原种猪场负责人清楚地记得，当地一位领导曾对他说：“你那个猪场，除了臭味啥也给我们带不来。”这也许是不少地方政府的普遍心态。以至于有些企业甚至希望协会向有关部门呼吁能否取消猪场不纳税的优惠，以纳税换取生存。

　　环保之外还有土地。这都是悬在规模化养殖场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没有土地，养猪场就无法开建;即使拿到了地，也常常要面临诸多似是而非的环保问题，要想正常进行工商注册更是难上加难。

　　市场是最好的晴雨表。2011年年初以来，猪价一路狂飙，创下来了2008年以来的新高。

　　同年7月27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促进生猪生产平稳健康持续发展、防止市场供应和价格大幅波动的通知》。

　　文件提出，要“按照保持政策措施连续性、稳定性，增强市场调控前瞻性、准确性、有效性的总体要求，抓好落实工作，进一步强化“菜篮子”市长负责制，着力构建防止价格大起大落、生产大上大下的长效机制，减缓生猪市场的周期性波动，促进生猪生产平稳健康持续发展。”

　　养猪者的春天，八年过去了。这期间，我们经历了猪价的几轮起落，迎来送走了又一个的“猪周期”，还见识了“ai 养猪”，“给猪刷脸”等互联网养猪的兴起。以及对养猪行业各地越来越严格的环保和用地准入。

　　2019年9月，猪价又一次攀上了高峰。

　　历史并没有什么意外之处。造成这一轮肉价上涨的原因很复杂，非洲猪瘟疫情是其中一个因素。此前部分地区盲目扩大生猪禁养限养区域，加大土地限制，对养殖企业抽贷限贷，早已经把天平压弯了。

　　危机也是转机。当保障猪肉供应成为当前“三农”工作最迫切的任务之一，这给备受打击的生猪产业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

　　为了保供给、稳物价，8月31日以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国家发改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交通运输部、银保监会等中央部门密集发文，推出了一系列支持生猪生产的政策举措。全方位发力。

　　9月4日，自然资源部印发通知，明确生猪养殖用地作为设施农用地，按农用地管理，不需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允许生猪养殖用地使用一般耕地，作为养殖用途不需耕地占补平衡。增加附属设施用地规模，取消15亩上限规定，保障生猪养殖生产的废弃物处理等设施用地需要。

　　9月5日，生态环境部、农业农村部联合发文，要求规范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和管理，促进生猪生产发展。坚决、迅速取消超出法律法规的禁养规定和超划的禁养区。除相关人口集中区域及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禁止养殖区域之外，不得划定禁养区。对确需关闭的养殖场户，给予合理过渡期。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大农机购置补贴力度支持生猪生产发展的通知》，就优化农机购置补贴机具种类范围，支持生猪养殖场(户)购置自动饲喂、环境控制、疫病防控、废弃物处理等农机装备作出部署。

　  四季有更替，而支持生猪产业发展不应只是应急之策。养猪者们希望好日子、好政策能一直持续下去。

　　人们相信，在中央高度重视下，在多方共同努力下，我们一定能够打赢这场生猪稳产保供之战。

　　那么，不妨从现在开始，把目光放得更远一些，也能多考虑一下打赢之后的事情。

　　发展生猪生产、稳定市场供应的主要责任在地方政府。改变他们对于生猪产业的选择性偏好，非一时之功。二师兄的肉永远不可能比师父值钱，如何保持生猪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连续性、稳定性，增强市场调控前瞻性、准确性、有效性至关重要。

　　保供给、稳物价。保的既是供给，更是信心;稳的既是肉价，更是预期。人们期待着，在中国生猪产业年鉴上，2019年不只是因为暴涨的肉价而被记录。更能成为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为中国生猪产业开启更健康发展的新坐标。

责编：刘美玲 夏钰莹